Between Two Walls

《鸣鹤园》:牛棚中埋藏着什么样的悲剧?

《鸣鹤园》:牛棚中埋藏着什么样的悲剧?

来源: 东方早报(上海)

1860年被英法联军烧毁的鸣鹤园,“文革”中又成为“牛棚”。“被蹂躏的土地如何从创伤中恢复?”我们需要做的是去重建它们与历史的纵向联系。

《鸣鹤园》[美]舒衡哲 著 张宏杰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9年6月第一版

雪中空余鸣鹤园

十几年前,当一位改革开放后曾首批进入北大学习的美国留学生又一次徜徉在北大校园西北角时,一个陌生的建筑——亚瑟·赛克勒考古与艺术博物馆,引起了她的注意,自忖对校园了如指掌、视北大为“母校”的她竟然不知道它的来历。为了一探究竟,她用流利的汉语和守门的老人套近乎:

“这里以前是什么地方啊?”

“这里啊,是过去的‘牛棚’,也就是文化大革命期间用来关那些有学问的教授的棚子。”

让这位留学生好奇的是,博物馆常常被比作一面会反射与延伸往事的镜子,在一个饱受创伤的地方修建一座博物馆,是不是太残忍了?她想进一步追问的是,这座博物馆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发生的那些“悲惨事件”有什么联系?

后来她发现,守门的老人没有告诉她,那个地方“以前”的以前坐落着一座精致安排着亭台水榭、草木虫石的园林,叫作鸣鹤园。鸣鹤园的主人绵愉,对不太熟悉清史的人来说并不显山露水,他是嘉庆的第五个儿子,道光时进封惠亲王。鸣鹤园在北京西郊的园林群落中似乎也不太起眼,且不说颐和园、圆明园这些举世闻名的胜迹,附近相邻的无论是恭亲王奕訢的朗润园,还是其儿孙两代都是皇帝的醇亲王奕譞的蔚秀园,其声誉似乎都远盖前者。但吸引作者的是,鸣鹤园在1860年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的那场浩劫中被毁的历史,似乎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牛棚”里面发生的恐惧有了某种程度上的前后呼应,还原这一段损毁与修复的历史足以开始“心灵的炼金术”了。

上文里的留学生中文名叫舒衡哲(VeraSchwarcz),名字据说是因为仰慕民国第一位大学女教授陈衡哲而起,现在是美国卫斯廉大学(WesleyanUniversity)的讲座教授。舒衡哲的名字被中文学术界所认识,要归功于她的那本《中国启蒙运动:知识分子与五四遗产》(TheChineseEnlightenment:IntellectualsandtheLegacyoftheMayFourthMovementof1919),1986年由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出版,1989年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中文译本,2007年新星出版社重版。该书对于“五四”青年一代倡导启蒙的思想渊源与心路转变有深入分析,对代际理论的运用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尤其难能可贵的是作者通过访问当时仍在世的许德珩、叶圣陶、张申府等人,让我们对“五四”青年一代有了更加近情的了解。这一访问当事人的做法在其新作《鸣鹤园》中继续得到了贯彻。

与《中国启蒙运动》这本典型的思想史研究著作不同,《鸣鹤园》似乎不仅仅是一本历史著作,它涵盖了历史与文学、现代与传统、园林与“牛棚”等复杂的主题。作者的写作手法也别具一格,这部以园林为主题的著作似乎受了擅长歌山颂水、见景生情的中国诗歌的熏染,文字优美,读来有文化随笔的味道。有阅过此书的读者就很疑惑,因为“很难界定《鸣鹤园》是一本什么样的书,史料汇编、园林索引、散文游记、哲学思辨、主题诗摘……或许都有一点”。

实际上,认为《鸣鹤园》是一部“史料汇编”这一条很难成立,因为作者所能搜集到的与鸣鹤园直接相关的史料其实相当有限,这也难怪,连精熟北京历史地理的侯仁之先生在《燕园史话》中都一再承认关于鸣鹤园的“记载很少”“资料不足”。迄今所见的材料中,明确记载鸣鹤园的史料似主要见于奕譞的《九思堂诗稿》与《九思堂诗稿续编》,但这些诗作多意在借题发挥,抒发情绪,对于园林的产生与破坏并没有多少记录。

史料的匮乏并没有难倒作者,通过阐释中国园林的精神内核,这一可能产生的致命缺陷被巧妙避过,全书的结构因之更加紧密而完整。美国诗人贝瑞曾把园林比作一壶清水,在中国园林精神中作者发现了类似的功用。园林设计之初方便静思冥想的考虑可以帮助人净化和重塑心灵。鸣鹤园内的白石绿水、玲珑山石,与世隔绝的福岛、鹿岛,无不是特意设计的供人沉思的宁静之所。正是这种园林精神,使鸣鹤园不仅仅是一个有形的物质空间,更成为一个无形的精神领域。季羡林先生在《牛棚杂忆》中记述了鸣鹤园残存下来的翼然亭景色,如何在他们遭受折磨的日日夜夜带来冬日暖阳般慰藉,他甚至认为,凝望“牛棚”窗外的翼然亭这种精神活动加上偷偷练习武术,使一代美学大师朱光潜最终克服了自杀的想法。

无论鸣鹤园在精神领域扮演了多么强大的角色,1860年的那场大火还是到来了。“两种世界观、两种政权、两种帝制在北京西北隅发生激烈的碰撞。清朝王爷为了消磨时间在园内设计了曲径、鱼池、亭子、戏楼,并邀文人墨客来欣赏;而詹姆斯·额尔金的军队、枪支和军舰却是要为西方列强争夺时间。园林一时的繁荣是建立在悠闲冥想的心境之上,西方的外交策略却需要迅速行动、开放口岸。”作者对近几十年的清史研究显然极为熟悉,“世界观”冲突、“政权”冲突与“帝制”冲突几乎完整地照顾到了中西学界对于鸦片战争这个中西大碰撞时代的各种解释路径,取全盘吸收、存而不论的态度。

与文章其他章节偏重分析不同,作者在第二章中对圆明园与鸣鹤园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被蹂躏毁坏的过程进行了细密的史实重建,对于英法联军烧毁圆明园的缘由得出了一个很特别的结论。作者详细考察了额尔金勋爵的生平后发现,曾经担任英国驻加拿大总督的额尔金在平定蒙特利尔叛乱后想过要把蒙特利尔夷为平地,但随后因不愿看到流血事件,抵制住了诱惑,而没有在北美洲施暴。接着转到中国:“在中国,同样是因为不愿意伤害到平民百姓才使额尔金决定烧毁那些无价的文化遗迹。他为圆明园附近发生的殴打折磨外国俘虏的事件愤恨不已,于是选择拿大理石出气——而不是报复北京的居民。”为什么不想伤害平民百姓呢?“额尔金坚持认为皇帝是罪魁祸首。在10月7日的掠夺狂热中,额尔金已经看到了圆明园的魅力,心里明白这里是中国统治者十分珍爱的地方。他决意要践踏中国皇帝对享乐和美的喜好,这样被残害致死的人们才可以得到安息。霍普·格兰特将军和额尔金勋爵意见完全一致:只能惩罚皇帝一个人。他们决定不去伤害北京无辜的老百姓,他们定好了行动目标:烧毁圆明园。”且不说英法联军想要惩罚皇帝的意图导致了接下来的圆明园大火这一推断是否正确,单就不伤害平民百姓这一点来说,作者不免渲染过度,有意无意中似乎有让人感恩戴德的意味。我们可能永远不会同意,烧了房子不杀人的强盗是值得歌颂的。

1860年以后的海淀到处都是象征着沉默与耻辱的残垣断壁,鸣鹤园的历史与文化似乎也与那场大火一同熄灭,杳如黄鹤。不过,正如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幸存者、意大利化学家列维告诉我们的,在哀悼废墟的声音下面,有一些“嘶哑的声音”,需要人们仔细聆听。艺术史专家巫鸿注意到,中国人习惯用诗歌来抒发对于残垣断壁的感伤之情,但不习惯于用画像记录,认为是不吉利的事。直到二十世纪初,一些中国画家在欧洲接触了“废墟美学”,才认识到废墟其实不仅记录了痛苦、恐惧与毁灭,还足以唤起人们对辉煌过去与伟大历史的憧憬。废墟中隐藏着一座历史与文化记忆的仓库,虽然只有破碎的石块与扭曲的树木,但足以唤起在骚乱与毁灭中幸存下来的无穷的想象力。对鸣鹤园来说,“这片土地保留了许多名字,其复杂的家族渊源在诗词歌赋、书法绘画中传达出来,即使园林已经破败,学者、建筑师和参观者依旧可以进入到这段历史中来。对那些愿意与历史对话的人来说,留下的碎片已然足够”。

但对另一部分人来说,仅仅对着碎片缅怀往昔远远不够,他们进一步着手的是在瓦砾上修复与创造历史,连接历史与现在。这部分人的代表人物如美国建筑师亨利·墨菲,他借用圆明园的残骸为燕京大学的新校园设计出了一个更有“中国特色”的氛围。这座“新瓶装旧酒”的杰作与燕大的教学理念相辅相成,“两者都植根于历史,不必在西方和中国的价值观之间选择,他们被鼓励建造一座旧与新的桥梁”。尽管华丽的园林在1860年被毁,但幸存下来的残骸依然蕴藏着文化复兴的可能。一个人在记忆中搭建着一座新旧相通的桥梁,仍然可以创造一个崭新的完整的历史。

不过,这座新生的“旧与新的桥梁”在文化大革命中遭遇了毁灭性的灾难。作者认为,1919年的“五四运动”期间对于传统文化和价值观一概加以谴责,这种过于简单化的做法已经露出“文革”的苗头。代表了包容、反思、静默的园林毫无疑问是传统的象征,在“激进革命”的浪潮中自然首当其冲,而昔日徜徉于园林的知识分子们也被“大众革命”的浪潮席卷,成了牛鬼蛇神。历史正面临着“革命”的袭击与扫荡。遗址之上,牛棚应运而生。作者在书中最为关心的问题也在此揭破,牛棚中埋藏着什么样的悲剧?“北京西北的这个角落如何经受住了‘革命’的袭击,而在席卷全国的文化大革命中,源自鸣鹤园和燕京大学的美和暴行的传统又留下了怎样的印记。”

这个问题的答案其实在季羡林的《牛棚杂忆》中早有亲历者的记录:“在北大,牛棚这个词儿并不流行。我们这里的‘官方’叫做‘劳改大院’,有时通俗化称之为‘黑帮大院’……我也算是一个研究佛教的人……但是最使我感兴趣的……是对地狱的描绘……谁听了地狱的故事不感到毛骨悚然、毛发直竖呢……我曾有志于研究比较地狱学久矣。积几十载寒暑探讨的经验,深知西方地狱实在有点太简单、太幼稚、太单调、太没有水平……回观印度的地狱则真正是博大精深……东方人民的智慧超过西方人民的智慧,于斯可见……我非常佩服老百姓的幻想力,非常欣赏他们对地狱的描绘。我原以为这些幻想力和这些描绘已经至矣尽矣,蔑以复加矣。然而,我在牛棚里呆过以后,才恍然大悟,‘革命小将’在东胜神州大地上,在光天化日之下建造起来的牛棚,以及对牛棚的管理措施,还有在牛棚里制造的恐怖气氛,同佛教的地狱比较起来,远远超过印度的原版。”知识分子的悲剧命运在季先生讽刺性的记录中一览无余。牛棚在文化大革命后又成了一片伤痕累累、不堪回首的残骸。

“被蹂躏的土地如何从创伤中恢复?”作者又一次质问道。定居在今天的法国东南部、原属古罗马一个行省的普罗旺斯将近四十年的小说家古斯塔夫·索宾,曾用“闪光的残骸”来形容那里的遗迹。在被蹂躏的土地上,曾经被压抑的、脆弱的历史记忆也会像普罗旺斯的残骸一样在某个时刻绽放光辉,我们需要做的是去重建它们与历史的纵向联系。今天矗立在鸣鹤园旧址之上的亚瑟·赛克勒考古与艺术博物馆正肩负着这一历史使命,承担着唤醒文化记忆的任务。“文革”时期研究历史曾经是种罪,而现在对历史的思考和珍爱几乎成了一种美德。正是这种美德推动了博物馆的建设,复苏了人们一度漠然的历史意识,从这个意义上说,博物馆何尝不是促进文化反思的园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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